社科文献社：“八”管齐下实现“走出去”和项目申报的实务思考

  从2011年开始，社科文献出版社每年的对外合作出版物都超过50余种，近几年都在80多种左右，2016年更是达到了107种，而且这些出版物95%以上都能得到国家资助。社会文献出版社采取了怎样具体的举措，从而全面实现出版走出去？

  社科文献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是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出版机构。说起社科文献出版社，这三个词应该能够完全代表，第一就是我们的皮书系列。社科文献从1997年开始出版皮书，现在每年都有300余种出版，分为蓝皮书、黄皮书和绿皮书。在三五年之内，我们新兴起了另外一个品牌，叫甲骨文系列，所出版的图书既是严肃的学术读物，又是具有可读性的大众学术图书，即大众学术类的出版物，如《地中海三部曲》《天国之秋》《阿拉伯的劳伦斯》《伯罗奔尼撒战争》《撒马尔罕的金桃》等。其三就是数字出版和国际出版。社科文献的数字出版已经实现了盈利，有四大数据库产品线，和以皮书数据库为代表的八个数据库产品，2016年，社科文献数据库销售超过了1500万元人民币。

  社会文献出版社很看重国际出版，我们通过你自己出版社的出版特色和优势，制定了国际化的发展规划，把国际出版能力建设列为我社的五大能力建设之一。

  最初的时候，和大多数出版机构一样，社会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的工作是放在总编室来进行的，从2008年开始，社科文献成立了国际出版中心，在2011年，更是成为了一个分社。2008年成为独立部门的时候，国际出版中心负责的主要还是行政管理、版权贸易等行政性工作，成立分社之后，作为一个内容部门，分社的业务内容有了很大的转变，集版权贸易、合作出版，海外的宣传推广与销售等全流程业务于一体。

  在出版社，做国际出版的就是三两个人，三五个人，而社科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分社目前有员工13人，以归国留学人员为主，语种涉及英语、德语、法语、日语、俄语和韩语等，其中还是以英语为主。

  国际出版分社承担的业务内容并不仅是行政的，不是仅申报项目而已，而是从选题策划、图书推荐到英文书稿的翻译，包括书稿交到外方出版社之后，跟进后期的宣传推广，进行全流程的负责。翻译是有专职译者的，但是我们对翻译的书稿要进行把控，要进行抽查，要对英文的书稿做前期的编辑工作。

  从2011年开始，我们每年的合作出版物都超过50余种，近几年都在80多种左右，2016年更是达到了107种，而且这些出版物95%以上都能得到国家资助。除了纸质出版物的合作出版之外，2016年，我们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成立了斯维特分社，获得了丝路书香工程本土化战略的资金支持，实现了从图书走出去到资本的走出去。

  关于“走出去”，我想强调两点。第一，走出去的图书产品一定要符合海外市场的需求，这是“走出去”的前提；不是你有什么，就让人家买什么，而必须是对方需求什么，你卖什么。第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该逐步的提升图书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内容是根本，只要学术质量够高，不愁没有买家。

  第一，充分调研国际市场的需求，实现业务内容的多元化。具体来说，学术出版物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测量标准，就是它的海外馆藏量；我社纸质图书的海外馆藏量一直位于行业前列，2016年和2015年都是居于全国出版界第二位。完成纸质出版物的海外销售之外，做国际出版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合作出版图书。我社合作出版图书的数量和语种也在逐年攀升，从2006年的一种图书、一个语种，发展到2016年的十几个语种，107种图书。在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近几年，我们也加大了数据库平台的海外销售。以皮书数据库为例，现在海外有130家试用户，其中有20家正式用户购买，国家遍及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用户主要以大学图书馆、政府机构为主。2016年，我们中文数据库在海外的销售额超过了160万元人民币。

  其实现在对学术出版来说，已经很难从自己出版社的出版物中找到一本图书，国外特别感兴趣直接就购买了。当然也有现实的制约，国内如果一本书达不到30万字，咱们觉得太薄了，分量可能不够；但国外的出版物正常情况下不会超过250页，最多300页，也就是说，英文量应该在15万到25万就足够可以了，这就逼着我们对中文出版物进行一定的压缩，要把干货提炼出来，对内容资源进行整合。

  如何进行内容资源整合呢？第一，对于本社相同或者相似的出版资源进行整合再出版。比如，我们就从两本法学图书之中挑选出有关法律指数研究的内容，整合为一本图书来出版。第二，对同一个作者的内容资源进行整合出版。可以和国内其他的出版机构合作，对于相同和相似的内容资源进行整合，作为书系进行推荐。

  我们现在很少做单本图书的合作出版，更多是以系列图书、辑刊的多语种合作出版为主。因为做一本书的推荐和做一个系列的推荐，成本是差不多的，尤其前期的工作。如果成为一个单独的系列在国外出版的话，前期工作做完了，后期一本书一本书的评审相对来说容易得多。如果内容没那么多，不能够单独成为一个书系，能提前和外方出版机构沟通，把你的图书纳入到他的系列图书当中去。策划一个选题，只要这个选题足够好，可多找几家不同语种的出版机构来出，一菜多吃。

  第三，积极探索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多元化合作模式。合作出版，与国外出版机构共同策划选题来出版，是做国际出版最主要的方法。进行合作出版，咱们中方的参与度要大一些，主动权就更多。比如，做版权输出，可能外方只是在版权页中注明这个中文出版物是你们出版社出的；如果是合作出版，我们要求外方要在封面，或者封底等明显的位置，把我们出版社的Logo和出版社的名字标上，在国际市场上也是一种宣传与推广。

  除了合作出版、版权输出之外，我们也在探索其他的“走出去”的模式。像我们的中文出版物、中文版图书与国外出版社共同合作，在海外实现直接销售。2015年，国内一年的新出出版物就达到了20多万种，中盘销售商不可能把这些出版物都推荐到国外去。你的图书被海外读者看到的机会都没有，怎么会有人来购买呢？和国外的出版社共同合作出版中文版，图书就有更多的机会被国外的读者与图书馆看到，购买的机会也就大幅度提升。与外方合作出版的图书，也可以在国内销售。

  要探讨合作出版物在国内的销售，是我们并不想让这个钱被外方挣去。咱们翻译好的书让他们来出版，还要花大价钱把它回购到咱们国内的图书馆来，不值得。所以，我社的销售人员在进行中文图书销售的时候，也顺便销售我们的外文图书。当然，一定要解决好版权问题，如果在签版权合同的时候已经把外文版的版权授予他人了，又在国内进行销售，那就有版权纠纷了。限于学术图书的特点，我们对于纸质图书的实物出口并不进行大规模的尝试。

  第四，对于学术书来说，提高原创类图书的学术规范，是必然的要求。原创学术类专著类图书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会遇到如下困难。其一，关于引文。咱们引用的内容如果为期刊的话，国内只要注明刊期就可以了，在国外出版的时候，还一定要标注明确它的页码。引用图书的内容，国内并不是特别需要注明出版地，说明哪一个出版社出的就可以了，但也许是因为国际大型出版机构都是跨国的，所以要注明出版地。其二，关于学术专著的索引。这几年，国内的学术类出版社对索引也有一定的要求，国外则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专著类的，必须有索引，而且这个索引应该由作者本人来做。其三，中外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对于数据的重视程度。只要有数据，你就要标注明确出处和来源，而且数据必须有分析与评价。其四，在国内，有些学者上网一查，这个数据比较好用，直接把图表截图使用了；但国外要求图与表必须有原始数据和原始的文件。

  第五，其实，作为一个学术出版机构来说，图书要走出去实际上并不困难，因为国外也有很多小型出版机构，你给他钱他就给你出书，现在国家也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我们更应该挑选海外一流的学术出版机构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无论是影响力还是经济效益，对图书的宣传推广，对作者，对中方出版机构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和大型国际出版机构合作，只要图书的学术质量够高，内容够好，它不会要一分钱的出版费，而且版税会支付得非常及时。即使今年的销售不太好，没有版税，那么他也会给版税报告。

  我们在引进图书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国外在挑选中方出版社的时候，也是进行学术出版能力评估的。出版机构的声誉对于后期一切的合作来说，都非常重要。

  第六，创新出版方式，加大数字出版力度。其实学术图书尤其适合数字出版，所以我们该借鉴国外出版机构的经验，形成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相互促进的格局。

  每次申报项目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一种情况，问首印数有多少，销量有多少。但现在国外已经都出现学术图书零库存的情况了，不存在首印数，没有纸质图书，先出电子版、数字出版，有需求的话再出纸质的，客户定纸质的才印纸质的，即POD印制，不存在首印数这个概念了。以施普林格来做例子，他有一个内部平台，在他们的网站首页，点开，把书名输进去之后，就能够查到你这本书每一个章节的点击下载量、阅读量，所以很难说这本书卖了多少本，可能有一章就卖了一次，有的可能下载了一万次。所以，现在已经不能再仅用传统的销售数字、首印数来衡量学术书在国外的影响力了，应该是与时俱进，再考虑阅读量、下载量。

  第七，搭建国际化学术传播平台，实现从图书“走出去”到学者“走出去”，掌握国际话语的主动权。

  比如，可以充分利用参加各种国际书展、国际会议的机会，组织邀请重点作者、学者举办图书发布会、学术研讨会，对合作的图书进行宣传与推广，真正实现学术走出去、学者走出去。对于参加国际书展的重要性，不用我多说了，我想强调的是参加国际会议的重要性。有些大型的国际会议，像美国每年的亚洲研究学会年会，我们连续五年都参加，并设有展位。有人问，你卖出了几个版权，签了多少合同回来，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参会展示了出版能力，更多的学者见到了你。可能最直接的利益就是，有的学者直接就找你，在你这出版图书；间接地说，学术图书要实现走出去，必须要通过同行评议，专家学者在国际会议中频频见到一家出版社露面，自然同行评议的通过率就会提高，这是一种隐形收益。

  第八，要认真研究“走出去”的项目特点。要想提高申报的成功率的话，需要认真研究各走出去项目的特点，充分发挥自己出版社的优势与特长，借助国家的支持，实现学术图书的国外宣传与推广。

  关于翻译出版的资助项目，大致有如下几项。第一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对于学术类图书而言，是最大的项目；第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还有丝路书香项目；第三，中宣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从2016年开始的版权奖励计划，分为普遍奖励和重点奖励。普遍奖励是，只要这个走出去的项目没有得到任何的资助，国家就可能给一点钱，当然这个钱并不多；重点奖励就是，不管你已经有了任何的资助，都可以继续申报，进行重点奖励。

  再一个，非常规项目，财政部文资办的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入库项目，入选难度很大，资助的额度非常高。2013年，我社的中国道路研究系列图书，获得了财政部文资办的支持，拿到了一千万，52种图书的费用基本解决了。从2016年开始，该项目也对“走出去”项目明确规定要有一定的支持，但是入选难度很大，结项难度更大。

  另外，无论是教育部也好，还是作者的课题也好，也有一定的经费支持，也是解决咱们图书走出去经费的一个办法。

  资助项目很明确了，为什么有的出版社可以申请到十几种、几十种，而有些出版社只能申请到一种或者两种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项，需要注意。

  第一，要想申报通过，首先就要仔细研读申报通知与指南，了解资助的重点与方向，因为各种资助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像我社的《道学通论》《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首选的肯定是报“经典中国”；像《中德建交40周年回顾与展望》《中国领土争端的起源》，是适合外宣的；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图书，毫无疑问，就要把它放入到中华学术图书的外译里去了。

  第二点，要研究该项目以往获资助的项目，从而挑选出适合申报的项目。有些项目一公示的时候，有几百种图书，很多同行拿到申报结果公示单，只找自己出版社的，从来不关心别人。事实上，研究一下以往的获资助项目，这能够加大你图书入选的可能性。

  再一个，当选题确定了之后，要根据项目的内容寻找合适的合作出版机构。大型出版机构当然是最牛的，但每家出版机构都有自己的出版特点，要尽可能的为自己的图书找到合适的出版机构。

  也有人认为，在申报的时候，把书挑好了，把申报表填好了，交出去就可以了，等着出结果就行了，其实这是不够的。对于出版社来说，我们还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必须要与作者充分沟通，因为要对书稿进行优化。作者在对书稿进行优化的时候，可能会添加一些内容。甚至可以和作者一起来填写申报书，因为作者最知道他这本书的特点和亮点。

  而且现在国家对于出版物的翻译水平，对外文样章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前段时间总局也出了文件，现在国家要重点抓翻译质量，因为有些翻译为了省钱，或者说翻译能力达不到，翻译中错误百出，犯了比较低级的错误。

  最后总结一句，申报项目绝对不能临时拼凑，不能说要申报哪个项目了，临时找一家出版社，临时找几本书，签了框架协议，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入选率也不可能高。大多数图书应该是这样，在你做这本图书的时候，你就基本上选定要给它申报哪个项目；而不能抱有这种态度，申报到资助就做，没有钱就不做了。这样对出版社自身来说，也是有害的，总是违约的话，外方也不愿意和你合作，因为他做任何的评审都要付出成本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案例。对于学术出版来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如果你是作为译者来申报的话，它可以做一个国家级课题。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是自2010年启动的，至今我社有76种图书入选，是全国出版社当中入选项目最多的出版社。2016年，我社有17+4种图书入选，17种是我社单独申报的，4种是我们与译者或者与其他出版机构合作申报的。

  跟其他项目不同，中国学术外译项目要求必须提前征集书目，今年更明确规定，一个出版社的推荐书目不能超过15种，今年的入选率高，明年就增加你的书目数量。所以，我们应该要重视前期书目的征集，提高入选率。

  除了书目之外，我们还要深入研究入选书目与国外出版机构，因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也是有国外的出版机构的参考目录的，最好和入选到这里边的出版机构合作。

  同时，可采取多种申报方式。出版社自己来申报是最合适的，但我们也不拒绝联合申报，有些译者的水平非常高，找不到更合适的译者，出版社应该让利给他，让他来申报，不管怎么样，我社的书入选了，也是一种荣誉。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对翻译样章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要注意。从2014年开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加了预结项目，这也是为了从整体上来把控翻译质量，你的结项水平比预结水平高，那么你下次再申报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愿意让你来入选。

  第一还是要强调对申报材料的解读。我发现，我们的解读还是有不到位的地方，丝路书香项目要求是在丝路国家、以丝路国家的语种来出版，我们当时也忽略了一点，很多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在新加坡是有分支机构的，如果合作的是新加坡的机构，也可以算做是丝路项目，但我们出版社报的丝路项目，就没有英文的，一般都是报的当地的语种，也是对材料的解读还不到位。

  再一个，挑选内容。每一个申报材料都会列明它的资助方向，丝路书香工程的资助方向包括习的系列讲话，展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改革开放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反映人文审美追求等，还有代表我国人文社科和科学基础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出版物，体现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的图书等精品出版物。我们读完之后，确定申报的内容是能够代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教育、生态等发展变化的学术著作。此外，选作者，并不是说只是做大牌学者的，最好能选择在海外有一定影响力的作者，年轻学者有留学背景、海外背景的，在国外也容易被认可。

  丝路书香工程多是小语种，怎么联系到这些出版社呢？参加国际书展当然是首选了，不管是北京书展、法兰克福书展，还是伦敦书展，都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出版机构。另外，通过作者和译者来寻找。我们多数的丝路书香工程的项目都是通过作者和译者来找到国外的出版机构的，而且这些人也比较了解国外的情况，他能够找到在当地比较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而不仅仅是中国人为了申报项目临时开了一个出版机构。

  2016年，我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成立了一个斯维特分社，是与俄罗斯科学院尼斯托尔出版社合作成立的，是一家独立的社会文献完全控股的出版机构，有独立出版权的。关于分社，我想强调一点，不能跟风上，国家说要对资本走出去、在国外成立分社予以资助，就立刻找一个出版社合作，这是不可能的。马上就能跟你合作的出版机构，我不觉得它够有诚意，够大牌，要找到比较合适的出版机构，还是要确定稳定的合作关系，到时候水到渠成、自然而然。我们和尼斯托尔出版社的合作始于2008年，在成立这个分社之前，我们合作出版了30多种图书。

  分社的经营内容除了图书出版之外，再就是版权贸易，引进图书，也可以输出，类似于代理的角色。就是有出版社有意愿在俄罗斯出版图书的话，可以来找我们合作。另外，我们也能够给大家提供翻译服务，因为我们和俄罗斯孔子学院的合作非常多的。

  除了纸质出版物之外，分社也可以做电子书的数据库和平台，即中国社科图书的俄语地区数字传播平台。这样的平台整合了我社出版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主题的图书资源，并通过多语种语料库和技术处理实现内容的俄语转化。如果说，我们的皮书数据库实现的还是中文在海外的销售，那么这个俄语地区的数据平台，已经实现了中文通过插件，通过语料库的技术处理，当时就能翻译为其他的语种（主要是俄语）。安装插件之后，只要点到，它可以即时翻译成俄语，当然了，没有人工翻译的那么精准，但是阅读基本上已无问题，若需要精准翻译的话，你可以付费，它在一定的时间以后，比如十天，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之后给你一个人工的精准翻译。

  这个数据平台主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俄语地区的图书馆，俄语地区的高校，俄语地区的研究机构，还有少量的个人用户。除了专题数据库，电子书的在线阅读与交易平台之外，平台还有一个学术社区。这一个项目也是在今年进行了申报。

  （本文为李延玲在“2017年出版‘走出去’项目申报、管理与实务”研讨会上的发言，本报记者陈香整理，未经本人审阅）